图一：爷爷（右一）在北京前门大街大北照相馆拍的照片

大伯的墓地在我们村子的山坡下，距离山根大约有五、六米的样子。那是爷爷当年给大伯选的墓地。爷爷去世后与大伯葬在了一起。因为爷爷比大伯长一辈，所以他的墓更靠近山根，与大伯的墓相差一米左右。

 图二：爷爷和大伯的墓地就在这座山脚下

小的时候，家里人从来没跟我提过那些很久以前的事。可能是大人担心小孩子不懂事、乱讲话，给家里闯祸。长大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大伯在中条山战役中阵亡，但没有找到遗体，爷爷葬大儿子的是一座空墓。爷爷为他写了祭文，写上了他的生辰八字。这些都是后来听家里的老人讲的，村里的人也在讲，他们讲的时候都很平静，毕竟已经过去几十年了。

上周，我独自一人去了爷爷和大伯的墓地。快到墓地的时候，我让自己安静下来，放慢脚步，调整呼吸，让自己的心和身体做好与他们对话的准备。走到爷爷的墓前，过去一些凌乱的信息，开始浮现在我的眼前。爷爷临终前一定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很失败的，他的几个孩子的命运都很坎坷。

他曾问我的父亲：你知道我为什么决定把你妹妹送给贫下中农吗？父亲说：不知道。爷爷说：是让她以后再别受罪。

爷爷的大儿子潘钟麟，也就是我的大伯，从照片上看长得很英俊，他29岁那年战死在抗日战场。

 图三：我的大伯：潘钟麟

爷爷一直认为教育最重要，他让二儿子当我们村学校的校长，那时爷爷还在部队里，他每月寄钱回来维持着学校的各种花费。但二儿子没有把学校办好，大部分学生都到邻村上学去了。爷爷回到村子时，看到学校破败的样子很伤心。据说他为此揍了二儿子一顿，并从他的部队里请了一位山西籍高中生来当校长。这位校长用军事化作风管理学校，虽然把我们村的娃娃们都打怕了，但也出了不少人才。

我还有一个姑姑，据说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，因为与丈夫不合，最后自杀了。

 图四：爷爷（右三）和他的孩子们的合影

爷爷的一生啊，总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1949年之后，他回到村子里种地、种树、经营水磨。据说那时家里的收入主要来自经营水磨。那座水磨在我们邻村的红土坡下。我小的时候这座水磨还在那里，这次回去发现水磨不在了，那块地方建起了社会主义新农村。爷爷在绝望中去世了，他最后一定很牵挂他的孩子们如何生活下去。

他与我唯一的联系是，他给我起了一个名字：潘适夷。意思是，他盼望他的孙子能平平安安，能逢凶化吉，能化险为夷。

   在爷爷墓前，我要对他说：您的孩子们正如您期盼的那样，都平平安安；您的孙子们除了我做点生意外，大部分都是教师、医生，都是安全又能帮助他人的工作；您一直牵挂的学校，在共产党和当地政府的领导下，现在越办越红火，有1500多个学生，100多名教师，每年都培养出许多人才。

我从爷爷的墓前，转到大伯的墓前。这块山坡地，最早不是我家的土地，而是爷爷为埋葬大伯用我家的一块水浇地换来的。后来，这块土地合作化了，属于生产大队。再后来包产到户了，这块土地分给了一户邻居，爷爷和大伯的墓都平了，上面每年种着玉米。前些年，叔叔又用自家的承包地把这块土地换回来了。村上的人都说，给这块土地砌上墙吧，山坡上又搬来了几户人家，别让牛羊猪狗骚扰你爷爷和大伯的墓地。

我想大伯乘的船被日本人击中沉到黄河里时，他最后想做的事肯定是回到自己的家乡，自己村子，听到父母的声音，听到父老乡亲的声音，听到村子里的猪叫狗叫的声音。我在大伯的墓前做了一块白色的墓碑，那是一块没有任何装饰的墓碑，在墓碑上简要写了他不平凡的、仅仅二十九年的一生。本来想把这块墓碑立起来，最后还是平放到了山坡上，更稳当一些。除了墓碑外没有任何更多的装饰，这样让大伯能看到村子里的景象，听到村子里的声音。

 图五：爷爷和大伯的墓地

全国都在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我也想做点什么以示纪念。天上的飞机成组飞过，向每一位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英烈以及付出血汗的人们致敬。愿爷爷和大伯的在天之灵，也能看到飞机组成的“70”字样，你们也是千千万万抗战英雄中的一对。我突然间想到许多美好的词汇：天堂、净土，它们都可以翻译成一个词“和平”。这也是爷爷和大伯的愿望。